作家与钞票   取自：果戈里《死魂灵》插图 对聪明睿智的人，也不知其深度，对勤奋用功的人，也不知其真谛，我的思想在世上找不到接受者，如同海水只能在自己体内老去。----法称（古印度诗人）

6.

一走进书房，我立刻被满墙的书籍给吸引住了，更具体地说，我被一种庞大的书卷气息压倒了。这简直是一座小型图书馆。刚才，他提到捐书一万五千册，我还停留在抽象的数字概念。不过，现在，我对它的看法整个更新了，因为这么多实体的书籍，堂堂正正地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就能比非亲历者更能够体会到数量的实相。这个巨大的感触，使我忽然想起了印度的耆那教的哲学思惟来。耆那教认为，空间是一切存在和运动的场所，灵魂、物质、静止的条件和运动的条件都是存在于空间里。空间虽然不能被人们直接所感觉，但它的存在确是可以透过逻辑的推理而得知。耆那教将空间划分为有人、灵魂和占有的“充实的空间”，以及灵魂摆脱肉体以后定居的“虚空的空间”，前者是有限的、相对的，后者则是无限的、绝对的。时间为“一切存在的连续性、变化、运动、更新提供了可能性。由此看来，我现在立在捐书者的书房、他日以继夜写稿的工作室，我真的切身感受到“充实的空间”与“虚空的空间”充满热情地向我走来了。

“严先生，就是坐在那张桌子写稿的？”我指著临窗的桌子，很有自信地对他说道。

那时候，窗外的阳光洒了进来，照得整个房间甚为明亮；与此同时，它仿佛也在呼吁藏于角落的阴影暂时撤退，因为今天的日子有点特别，来了一位出版商，他正以虔诚的心情参观它们主人的神圣之所。

“嗯，不去做义工的时候，我就来这房间里工作。如果写得不顺利，我就东摸西找的，好比，抽出铁书架里的旧书，把它翻动一下，或者抽出来，读个片刻都好。总而言之，心情就会变得快活起来。”他的语气有著某种自豪的回响。

“不过，上午的阳光那麽炽烈，哪怕经过玻璃窗的阻挡，那还是很热的吧。”我最怕燠热的煎熬了，自然以自己的感受为先，“而且，房间里没装冷气，只开著电风扇旋转，您受得住啊？”

“嗯，”他微微一笑，“不过，与其说我不怕炎热，不如说我已经习惯了，日子一久，就顺其自然地接受它了，不然又能怎样呢？”

这句话说的真好！顺其自然地接受事实，看似悲观色彩的宿命论，仔细想来，并没那麽糟糕，没那麽孤立无援，否则在冷气机尚未大量生产，尚未走进家庭之前，人们又是怎么度过日日夜夜的？

“对了，熟门熟路的欧凯里飞进来，有特别喜爱的位置吗？”我重启了话题，“例如，书桌旁的铁制书架上，或者其他的位置？”

“社长，不愧是养鸽的过来人。”他很满意我的提问，转过身来，指著书桌右后方的书架说，“您看，铁制的书架自下而上都塞满了书籍，我在最上层特别留出了空位，作为欧凯里的栖息处。那里也是它的家，它随时都能自由进出的。而且，我认为，那个位置极好，可以看著我埋头写稿，又不会让我分心。因为它知道，如果飞到我的身旁，我就会停笔下来，与它一起逗乐，无止尽地说话……”

“如您所说，欧凯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”

我由衷地称许他，人与鸟类之间，能够创建起这般深刻的情感交流，实在很不容易。进一步地说，这之间发生的故事，绝不是嫉妒者所说的妄想和幻影，而是根植于亲情与爱情的土壤，否则不可能有如此隽永如新的萌发。对严向冬而言，其实，他的后背也藏著一对眼睛。虽然他背对著欧凯里的位置，却能感知到欧凯里的神态，在最幽微的时刻，彼此进行沉默的关怀。

“哎呀，听您这么一说，我真羡慕那些杰出的小说家……”我加强语气地说，“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，一进入他们的笔下，立刻变成焕然一新的生命图景。”

“小说家比得上历史学家吗？”

“…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。或许，可以这么说，一个卓越的小说家，其作品的影响力，绝不输给平庸的历史研究者。您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，他们为什么推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小说就知道了。”

“社长想当小说家吗？”他直白地问道。

“哈，坦白说，我有过这个梦想，”我坦白从宽地说，“不过，我知道自己的毛病，耐不住寂寞和诱惑，更惨的是，缺乏滴水穿石的毅力……。如果我有严先生一半的耐性，也许，我还能当个半吊子的小说家呢。”

“哎呀，不要这么说，我都觉得难为情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喜忧参半似地说，“这次，我的书稿多亏社长的帮忙啊……”

“您客气了。我说过，您是自费出版，所有的费用已包括打字、编辑、校对、排版、印制和装订费。一千本印制出来之后，我帮您代销三百本，其余七百本由您处理，可以自行售贩，尽快挣回付出的费用……。”

“谢谢您！”

“不客气。……话说回来，我倒比较担心历史学界对这部书稿的反应。”

“咦？”他沉吟了一下，略显不安似地说，“……因为我不是大学里的历史系教授，不是正统权威的历史研究者吗？”

“在我看来，这不成问题的。专业的历史学家出版著作，在史料考证以及写作技艺上，一定是毫无破绽可言，否则就与历史学家的名衔不相符合了。我较为担心的是，您对于日本战败以后是否向蒋介石政府交出‘受降书’提出了质疑，这个引证是否站得住脚？”

“社长，我郑重地向您说明，经过我多方的查证，‘受降书’的说法，似乎并不可靠。持肯定论的学者和作家，最终依然没提出‘受降书’的原本，多半为引述前行者的说法。”

“我愿意相信您，严先生。不过，在此，容我开个玩笑。您主张没有‘受降书’的存在，等于向那些肯定论者开炮和挑战啊，直白地说，其中就有我认识的作家朋友呢，尽管你的参考书目多达五百本之多……”

“我没考虑到这些，”他露出尴尬的笑容，但最后仍然直陈自己的想法，“也不是刻意要挑战他们，我只在乎历史的真相，更多人知道历史的真相，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”

“这么说，您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？”我追问道。

“……社长的意思是，专家和历史学者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只是个平凡的作者，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批评，也是一种无上的光荣。”

 “是啊，严先生，一本新书出版了，如果没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关注，等于被打入了冷宫，除非出现什么奇迹，否则就很难翻身了。稍为夸张地说，到时候，有学者对它提出尖锐的批评，作者和出版商都应乐观看待这个危机的，因为许多事例表明，危机逼降的同时，也带来了新的转机。”

话毕，我向他补充，该书出版以后，我将为他办个新书发表会，吸引更多人关注，虽然书市向来冷清，但是该做的宣传就要彻底执行。这与出版商的规模大小无关。一部书的诞生，如同一个生命体来到世间，无论它来自阔气的豪门或者简朴的小木屋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限制它。

“感恩，谭社长！一切就拜托您了。”

“别客气，这是我应尽的责任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收钱不办事啊。”我如耿直的他一样，也坦诚说出自己的感受。“严先生，我认为，您采取自费出版的方式，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。事实上，出版有时候蛮复杂的。”

“咦？”他似乎没听懂我的弦外之音，只能等待我进一步的说明。

“一般来说，作者有这样的心理：出版社为作者出版新书，作者有版税收入，又能享受作者的头衔，强化自己的社会地位，自然是高兴无比的。不过，这种美事只发生在大作家的身上，不会降落在平凡的作家的餐桌上。”

“真是这样吗？”显然的，他被我的说法所吸引了。

“如果，那个作者刚好流年不顺，遇上了居心不良的出版商，那麽后续的情况就很惨了。他们抓住作者极欲出书、渴望受到社会肯定的心理弱点，就在文字合约里做陷阱。例如，一般的版权年限为五年，他们把它调高到十年，这时经验尚浅的、或者不谙出版管道的作者，就会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得不做出妥协。再则就是版税的支付了，对出版商而言，这可是一门绝妙的经营学。”

“……可是，合约上明白写著，他们不支付版税吗？”

“这个倒不会，不过，他们依然有办法对付你。譬如，他们先支付一半的版税，在那之后，就没有下文了，你们变成了陌生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按照行规，出版商每半年必须向作者寄发版税结算书，里面写得非常清楚，销售册数、破损、退书、库存等等。作者确认无误后，签字寄回就可，这是正派出版的做法。相反的，居心不良的出版商，偏偏就不给作者年度版税结算书，让作者处于黑暗不明的状态中。”（待续）

作者：（）

作家、翻译家，日本文学评论家，著有《日晷之南：日本文化思想掠影》、文化随笔三部曲《日轮带我去旅行》、《我的枯山水》、《燃烧的爱情树》（明目文化即出）;小说集《菩萨有难》、《来信》；诗集《抒情的彼方》、《忧伤似海》、《变奏的开端》《迎向时间的咏叹》等。译作丰富多姿，译有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、松本清张、山崎丰子、宫本辉等小说。

 

 

 

 

文化专栏》我的同学马僮（短篇小说）12-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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